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202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首。中办、国办近期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旨在针对性解决制约消费的突出矛盾问题。为什么将扩内需、促消费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本期“对话经济学家”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王微进行深度解读。
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振
记者：近一段时期，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旨在化解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请问应该如何认识理解当前的国内需求不足呢？
王微：需求不足一般是指有效需求不足。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而言，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平衡的时候，这样一个需求的量就叫做有效需求。一般认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构成了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总需求。
从我国的经济实践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随着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会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相对低迷的情况，这个时候往往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由于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投资需求在我国的总需求中发挥主导作用。在以往的多次周期中，一旦遇到经济运行低迷或者外部因素冲击，扩大投资都是一个比较有效的策略，通过有效扩大投资需求来实现经济稳定以及较快增长。可以说，有效需求不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的相互关系以及外部环境变化，都会反映到我国的有效需求上。
近年来，我国总需求正在发生阶段性、结构性变化。在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城镇化、工业化迅猛发展，投资的潜力也非常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以及房地产市场，这些都是带动投资快速增长非常重要的领域。现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程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逐步放缓；工业化总体上处于中后期，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过程中，制造业投资更多体现为技术性投资；随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度过峰值，加之这几年市场整体下行，相关投资也呈现增速下降的态势。整体上看，投资需求在我国总需求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在这样一个趋势下，消费需求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拉动作用日益凸显。过去的十多年中，如果不考虑新冠疫情的影响，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都已经超过了投资，消费需求对总需求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从这几年的基本态势看，当前我们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源于外部环境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外部需求面临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不利影响。加之投资需求在收窄，消费需求就成为影响我国现阶段有效需求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需求随之变化，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在质量、数量及结构上都有新的要求。但是这些非常重要的潜在需求、新兴需求还没有相应的供给来满足，还没有得到有效释放。所以我们看到，总需求中的这种“不足”更多体现在消费需求上。
同时要看到，在不同发展阶段，需求不足的表现和深层次原因是不一样的，既有总量上的不足，也有结构性的不足。特别是当前，结构性问题更加值得关注。在消费方面，消费结构升级的态势更为明显，在提振消费的时候，就必须针对这些结构性问题进行政策调整，加快改革，更好释放消费潜能。
记者：消费不振是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消费领域的情况怎么样？
王微：我认为，现在的消费不振是相对于过去消费增长比较迅速，同时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比较稳定而言的。
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加快恢复和促进消费，但仍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情况。例如，2024年消费增速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只有3.5%，相较于新冠疫情之前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以及2023年7.2%的增长速度，呈现明显放缓的态势。同时这个增速也低于同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也是人们认为当前消费不振的一个重要依据。
近些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不稳定。新冠疫情之前，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0%，并且向着更高水平迈进。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消费受到很大抑制，此后虽然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快消费的恢复和扩大，但是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仍然处在一个波动变化的过程中。2019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82.5%，但这并不能说明消费本身很好，这是因为在消费加快恢复的同时出口出现下滑，使得投资和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到了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又回到了44.5%这样一个水平。这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拉动作用波动不稳的情况，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从微观层面看，消费不振与很多因素相关。例如，老百姓对经济发展的预期以及自身消费行为的变化。如果人们的就业和收入不稳定，出现信心不足、预期不稳，就有可能产生消费意愿谨慎。又如，市场运行不稳定、不确定。近几年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较大，房价下降会让人们感觉自身的财富在缩水，也会让消费意愿更谨慎。还有一些政策会对消费产生影响。比较典型的是对大宗消费的政策干预，楼市的限价、限售、限贷政策，以及对汽车的限行、限牌等，都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当然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国还存在很多消费领域的制度性问题。例如，现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更加注重商品消费方面，但随着老百姓的消费更多转向医疗、教育等服务消费，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为促消费提供条件。还有，现在一些地方不能完全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部分行业企业的加班、“内卷”也可能占用人们的公共假日。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了想消费却难消费的现象，特别是人们没有时间去享受和体验服务消费，服务消费的发展潜能就很难释放。
从供求关系看，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在提质升级，当前的消费不振与供给难以适应需求也有很大关系。在商品供给上，长期以来，我国低端、低价的商品供给比较充分，高品质的商品供给相对不足。前几年我们常常看到消费者到国外“买买买”，购买的就是中高端、有品质、有品牌的商品。在服务供给上，人们需要更多医疗健康、体育健身、文化娱乐方面的服务，但在这些领域也存在供给不足。
关注发展新趋势的影响
记者：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消费升级需求旺盛，另一方面是新技术在经济运行各领域加快渗透，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新情况、新趋势会对消费产生什么影响？
王微：居民消费升级和技术持续进步，是当前消费市场发展非常重要的动能，也是下一步提振消费的重点发力方向。
先看消费升级趋势。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参照国际经验，在一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消费结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以服务消费为主转变。一些先行国家的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在70%左右。可见，服务消费将是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也是未来消费需求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前几年我们预测认为，我国服务消费占比在“十四五”时期末将稳定超过50%。但是受新冠疫情冲击，目前还徘徊在47%左右。我认为，“十五五”时期可能是我国稳步跨过服务消费占比50%这个门槛的关键阶段。再看技术进步的影响。我们预计服务消费能实现快速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品消费就没有增长潜力。下一阶段，包括衣食住行用等商品消费将处于一个向更高品质升级的过程，新技术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技术进步推动下，食品、家用电器这些方面的产品品质会显著提升，商品消费也是消费的重点领域。可以说，服务消费扩容和商品消费提质升级，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如果我们关注于“人”，一些结构性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值得重视。
一是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我们看先行国家的经验，在迈向中高收入或高收入国家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是一个明显趋势，这也是需求能够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一个关键支撑因素。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约占人口规模的三分之一，但这个群体对居民消费支出的贡献约为50%。有研究预测，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将占我国人口的近50%，进而形成橄榄形社会，届时这个群体对居民消费支出的贡献将达70%左右。
二是家庭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一人户”和“两人户”不断增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一人户”家庭已超1.25亿，占比超过25%。大到住房，小到家用电器，小型家庭与“三口之家”乃至“三代之家”相比，需求都有很大不同。例如电饭锅，过去是容量大的电饭锅热销，现在小型家庭需要的都是容量小的电饭锅，一次做一两碗饭就够了。更重要的是，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会弱化家庭的自我服务功能，使得家庭对社会化的服务需求更加强烈，客观上将带动大量与生活以及个人发展相关的服务消费旺盛，这种影响也是巨大的。
三是人口老龄化影响深远。截至2023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21.1%。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我国的老龄化是相对“年轻”的老龄化。目前70岁以下的老年人占整个老年人群的比重接近60%。加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这部分“年轻”老年人身体比较健康，有时间也有财富储备，消费需求比较旺盛，特别是在食品、住房以及服务等方面会产生强烈的新需求，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现有的消费结构。
如果我们关注于“科技”，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将深度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消费的促进将是革命性的。例如，从线下消费转向线上消费，就是消费场景的一个重大变化。未来人们需要的一些服务甚至可以通过智能化手段、通过机器人来实现。现在，我们一般将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作为观察数字技术影响消费的一个维度。新冠疫情之前，这一比重是20%左右。这几年，这一比重始终保持在27%左右。在这方面，我国处于世界领先位置，在消费场景创造以及消费方式创新等方面都很有作为。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对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也很显著。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能源汽车。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量1316.8万辆，比上年增长38.7%。去年出台了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政策，绿色家电、智能家电、节能家电成为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重点领域。
此外，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量，就是城镇化。现在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提升空间。在城镇化过程中，一部分农村居民进入城镇成为新市民，所释放的消费增量十分巨大。在这个过程中，消费市场的格局也会发生较大变化，大型城市群以及中心城市将形成中高端消费市场高地，成为引领消费升级的主要载体。城市群中不同层级城市的便利化、特色化、本地化消费也会得到充分发展。
记者：我们刚才谈到城镇化对消费领域的巨大影响，随着部分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消费领域的扩容提质会加速。那么同时，乡村的消费又会出现哪些新情况呢？
王微：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农村地区消费也在发生很大变化。随着“三农”工作持续推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多年超过城市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是很快的。这些年，我国在促进农村消费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如在完善商业设施和流通设施方面投入了资金、给予了政策支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冷链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农产品产地的冷链设施，大量的农产品才能进入城市消费市场，进而为农民增收提供更多便利条件。同时，县域商业设施建设和改造逐步推进，农村地区的商圈也日益丰富，这些都为农村地区消费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方实现村村通公路，农村公路的覆盖广度和通达深度快速提升，这对农村地区消费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很大助力。农村居民可以进入城镇成为新市民，城镇居民也可以到乡村看山看水，体验风土人情、传统文化、乡村美食。在很多地方，城镇居民还将自己的消费偏好带入乡村，一些县城里的咖啡店就十分红火。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消费。
记者：提振信心、引导预期，是近年来我们反复提及的话题。您认为，预期对消费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王微：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方面的因素。
从经济角度考虑，其实预期就是老百姓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周边市场和经济发展的认识，以及基于这个认识对自身行为作出的预判。如果一个人认为经济发展得好，自己收入会提高，他就愿意去消费。相反，如果一个人认为经济形势不好，股市、楼市都比较低迷，他对未来的预期就可能不乐观，就会作出收缩消费、谨慎消费的判断。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观察经济形势不是只看GDP，还会看股市和楼市。股市好，说明企业都发展得不错，楼市好，自己的财富效应会增加，大家的需求就旺盛，所以会据此作出积极的判断。同时，对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老百姓也会有明显感知。例如，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对低收入群体有更好的支持，人们的预期就会比较稳定；为了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一些“投资于人”的政策有助于劳动者技能提升，人们也会对未来收入有一个积极预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老百姓对市场、对消费的预期一直是很好、很稳定的。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叫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上世纪90年代末编制这个指数开始，这个指数长期稳定在100点以上，在有的年份还超过了120点。虽然短期也有波动，但总体上表明人们对未来发展的判断是积极和乐观的。由于新冠疫情冲击，这几年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低位。虽然疫情之后逐步恢复，但直至目前仍未超过100点。消费信心的不稳对于促进消费的影响很大。近期中办、国办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就非常注重引导预期，提出“以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以优化消费环境增强消费意愿”。
深化改革补足消费短板
记者：我们强调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新的着眼点在哪里？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全方位”？
王微：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首先要看到我国是一个大国，内需为主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我国也拥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扩大国内需求也是推动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一环。其次要看到，这是对多领域协同提出的新要求。强调“全方位”，既意味着扩大国内需求的着力点将更加多元，又说明相关政策措施将更加系统、精准，更好适应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中的结构性变化，更为有力地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为什么现阶段要提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呢？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投资需求空间在变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有所下降，通过扩大投资来带动国内需求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而消费需求对总需求和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推动消费和投资协同拉动国内需求、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方面，消费需求在发生新的变化，消费结构在升级，新技术推动的一些新兴消费领域不断发展，如数字消费、绿色消费以及由结构升级带来的大量服务消费。以往，投资对这些领域的覆盖是不足的，还有很大空间，因而以促消费为导向来扩大投资需求，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循环，在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同时也能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协同。另一方面，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也能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例如，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还很大。随着数字化发展，我们需要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需要更高水平的城镇化，在城市群联通、城市更新、老旧住房改造等方面都有很大投资空间。又如，我国制造业正处在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需要大量满足技术进步、设备更新的投资。所以，现在要扩大的投资，不仅是以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还包括面向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以及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投资。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需要消费和投资协同发力，更好适应当前发展阶段的要求来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
记者：全方位发力也意味着全方位补短板。具体到消费领域，应该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补足消费短板呢？
王微：当前存在的消费短板，既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有一些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的中长期因素影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长期短期结合、供求双侧发力、改革创新联动。
从短期看，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就是一个系统全面综合施策的务实举措。着眼于提升消费能力，提出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着眼于创造有效需求，促进供给扩容提质，提出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消费品质提升行动；着眼于增强消费意愿，提出消费环境改善提升行动、限制措施清理优化行动；等等。同时，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些促消费内容也要加快落地。以财政政策为例，一个重要的发力点，就是2024年向地方安排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效果也是明显的，带动了汽车、家电、家装、电动自行车等销售额超过1.3万亿元。其中，家电行业受益匪浅，此前家电消费处在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的状态，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撬动，家电销售实现了很大跃升。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8月至今，消费者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近9000万台。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加力”是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围”是增加了老百姓需求比较旺盛的品类，如，家电以旧换新从8类增加到12类，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数码产品也有购新补贴。截至3月23日，今年共有2020.8万名消费者购买12大类家电产品2757.2万台，带动销售930.8亿元。此外，降低存量首套房贷利率、优化消费环境等措施也取得了明显效果。仅存量房贷利率调整一项，每年就为约5000万户家庭减少利息支出约1500亿元，平均每户家庭3000元左右。在调研时，有不少年轻人对我说，别小看这3000块钱。他们在线上购物车里存了一些喜欢的商品，有了这几千块钱，就能一下子清空购物车。
从中长期看，需要下更大力气去解决一些关键性制度问题。对此，《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就“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出了明确要求。新近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也充分体现了对机制建设的高度关注，提出“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科学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健全消费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改革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健全和用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机制，加强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与消费政策的协同”。一个重要的发力方向，就是加力推动服务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如何使一些领域更好向社会资本开放？如何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资源进入国内来服务中国的老百姓？这都是改革创新的关键环节。
还要看到，我们说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还包括社会生活等很多方面。例如，假期的相关制度就会对消费行为产生重要并且直接的影响。现在服务消费的发展潜力是看得见的，人们需要更多的休闲时间去购买和体验服务。从研究的角度讲，目前我国正处于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休闲时间增加密切关联的阶段。相较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这些国家在处于同样发展阶段时，公共假日比我国要多3天。我国去年年底已经公布，自2025年1月1日起，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增加2天。我们预期在“十五五”时期，能够继续增加1天公共假日。同时也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这些都是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创新，也都会对构建更加有利于促消费的政策体系、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产生积极作用。（经济日报记者 栾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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